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部署 提高基层治理水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十四五”期间要努力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这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的科学指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及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基层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主要在农村乡镇、村和城市街道、社区层面，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开展，服务基层大众、协调基层社会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制度及其运作实践的总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为巩固基层组织、加强基层管理、创新基层治理，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更加强调和重视基层治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部署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任务中，绝大多数都与基层治理有关。党中央之所以高度重视基层治理，逻辑机理主要在三方面。

第一，基层社会是我国人民群众生活休憩的家园，基层治理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最坚实力量支撑。我国14亿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分布在城乡社区、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学校医院、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等地方。只有花大力气、与时俱进地把社区、乡村、企业、学校、单位、家庭等最基层的工作做好，把亿万人口有效整合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持续形成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沿着党开辟的道路不断前进的政治局面，才能持续形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历史证明，只要我们党时刻团结和紧密联系群众，亿万人民群众始终同我们党站在一起，我们党就有了执政的最大底气，就有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定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基层治理这种联系群众的广泛性、组织群众的基础性优势，是其他层级治理所不具备的。

第二，基层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汇集地，基层治理也是彰显为人民服务宗旨、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的最直接、最及时的平台。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需求一般都是通过基层的服务设施或渠道实现的，无论是满足普通群众更好教育、更稳定工作、更满意收入、更可靠社会保障、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居住条件、更优美环境、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还是解决老年人、残疾人、流动人口、下岗失业人口等特殊人群的需求，都离不开基层社会作用的充分发挥。不仅如此，我国快速发展和变革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也都首先出现在基层，要真正做到不让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拖炸，就应当在基层社会及时化解，这就是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题不上交”为特征的“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基层治理这种服务民生的直接性、化解矛盾的及时性优势，也是其他层级治理所不具备的。

第三，基层社会是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治理有力有序有效，就能助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就能用一根根“针”穿起千万条“线”，绣出“中国之治”的锦绣画卷，否则，再好的政策都要打折扣。基层治理这种政策兑现的桥梁性、政策成效的兜底性特点，同样是其他层级治理所不具有的。总之，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绝大多数人群汇集在基层社会，越来越多的矛盾汇聚在基层社会，基层治理关乎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和群众基础的扩大，关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的实现，关乎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在吉林视察工作时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不断夯实基层治理这个根基，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当前，我国城乡社会结构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以农村为例，由于财产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均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享有同等身份地位、经济地位的群体和阶级，而是在占有生产资料、拥有财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出现了很大差别。农村居民中出现了包括农民工人、农民雇工、个体工商户、技能服务者、私营业主、企业管理者、农村干部等不同阶层，而且许多人还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程度比农村更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互联网、高速铁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时间和空间观念，现在很多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在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社区里，生活和工作在网络空间里、“北漂”“蚁族”群里，生活和工作在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流浪艺人等新兴群体里。一大批新型网络工作岗位，如个体的、形式多样的网络直播、网店经营、网上代购、短视频制作、“慕课”、网约车等从业人员迅猛增加。随着我国服务业净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2015年开始超过50%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9年开始超过60%，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和职业结构又发生了较大变化，白领（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大幅度增加，并大大超过了蓝领（工业从业人员）。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都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首先是在靠“谁”来治理方面，对基层党组织如何更好发挥领导作用、密切联系群众，把广大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其次是在治理“什么”方面，对贯彻落实党的民生政策，通过精细化服务实现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化解社会矛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最后是在“怎么治理”方面，面对信息化、智能化蓬勃发展的大趋势，对以现代信息技术的思维和方法全面重构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这些新情况新挑战，都需要按照《建议》提出的“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用加强和创新的办法来求解，都需要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在已有基础上有一个明显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17日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讲话中要求的那样：“‘十四五’时期，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

处理好基层治理的若干关系 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的实效

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按照《建议》关于“坚持系统观念”的要求，科学把握好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若干关系，推动基层治理水平稳步提高，做到治理效果实在实际。

一是基层党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实践证明，离开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基层治理不仅容易走偏方向、误入歧途，还会因为缺乏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难以把其他主体的作用有效地凝聚起来；而如果没有其他主体的积极性，不仅基层社会活力不够，而且治理力量也显得很不足。因此，既要防止出现有关基层主体脱离基层党组织领导导致基层社会凝聚力不强的问题，也要防止出现调动有关主体积极性不够、社会参与力量不足的问题，这是提高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基层治理水平过程中需要始终把握好的一对影响重大的关系。

只有通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吸引力、战斗力，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并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体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办事有机统一于基层治理实践之中，基层治理这篇大文章才能做得精彩、治理效能才会明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过许多精辟论述，比如，“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要把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要高度关注基层政权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发展变化的特点，加强指导和管理，使各类基层组织按需设置、按职履职、有人办事、有章理事，既种好自留地、管好责任田，又唱好群英会、打好合力牌”，等等。对此我们要很好地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

二是民生保障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在基层，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保障，虽然与基层治理分工于不同的机构、由不同的人员去开展，但需要统筹考虑、整体设计、一体化推进，绝不能搞成“两张皮”。如果在涉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具体做民生保障的同志工作麻痹大意、不按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办事，不仅保障和改善民生目的难以达到，还会引发一系列基层社会矛盾，给基层治理带来难题；而如果具体从事基层治理工作的同志，不认真学习掌握党和国家民生领域的各项政策，不注意搞清每一民生领域矛盾的源头、问题的症结以及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而是盲目地就治理论治理，不仅难以化解矛盾，甚至事与愿违、越治越乱。实践表明，真正做到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同群众协商、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是统筹做好民生保障和基层治理的有效办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民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主体。要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只有让全体市民共同参与，从房前屋后实事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把市民和政府的关系从‘你和我’变成‘我们’，从‘要我做’变成‘一起做’，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三是面对面做群众工作与发挥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关系。现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通信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推进，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变革，基层治理工作比过去方便多了、也快捷多了，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只要“上上网、动动手指、抖抖音”就够了，面对面做群众工作已经可有可无了。这样的想法、说法和做法都是偏颇的。如果看不到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当然是不正确的，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特别强调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实现信息服务全覆盖”“提升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辅助治理能力”“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等等。

同样的，如果以为有了现代信息技术，就不必再面对面去做群众工作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对的。有的基层群众说，他们那个地方虽然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通了，但干部与群众心里的距离却拉远了；通过互联网、手机的联系多了，但干部同群众面对面的感情沟通却少了，少数干部甚至不会同群众说话，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个别地方由于过度追求网上办理，忽视群众文化程度差异，尤其是老年群体、残疾人的特殊性，以致部分群众只能“望网兴叹”。这些“只见物不见人”“唯数据说话”的观念和行为，显然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要通过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纠正这种片面性，既要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又要善于面对面地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智治为人”，让“智治”同自治、法治、德治一样充满“温度”，而不跑偏、不变味。